美国福瑞尔博物馆藏的中国青花瓷，美国学者大部分标注的是元青花，其实，即使底部有元代款识，这些瓷器应该是明朝初年景德镇的作品，首先元代景德镇官窑制作时间短，不可能有这么多瓷器流出，再者，瓷器制作者对朝代更迭认知有延后性，明明已经是大明天下了，匠人还在制作大元款识瓷器。
元王朝在统一南方的前一年——公元1278年，就决定在景德镇设立全国惟一的官方制瓷机构——浮梁瓷局。这个“浮梁瓷局”是什么性质呢？元人笔记中提到景德镇的“御土窑”，指的是新发现的优质制瓷原料——高岭土（麻仓土）被官府控制，只供给浮梁瓷局所属瓷窑使用，为元廷生产瓷器，这些瓷窑就称为“御土窑”，它与同期的民窑在地位上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据《元史》记载，元代典章制度明文规定：凡“双角五爪龙”纹，“臣庶不得用”。那么，凡出现双角五爪龙的元代瓷器标本并有窑具堆积的地方，就可以认定为浮梁瓷局的生产基地。根据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得知，珠山明清御窑厂遗址北侧，此类瓷器与窑具的堆积最为丰厚，并出土了不少元青花五爪龙纹标本。此外，湖田窑刘家坞中段、市区落马桥、中渡口、曾家弄等处，除出土元青花五爪龙标本，还有枢府瓷印花五爪龙纹等。因此，浮梁瓷局所属各窑，当为官窑性质无疑。
浮梁瓷局的官窑性质，还可以从元青花出现的特异纹饰的分析中得到印证。著名学者刘新园先生曾在《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瓷局与画局》一文中，作过深入的研究。他认为，元青花纹饰中带火焰的马纹，是从帝王仪仗中的“玉马旗”上直接临摹而来的；缀珠纹是对蒙古贵族礼服上的珠绣花的模仿；云肩纹是元代官服上的“衬甲”或“云肩”的忠实临摹；芦雁纹是元代军官服装胸背花纹的临摹；莲池鸳鸯纹亦为贵族织锦服装和背面上常见的花纹。来源于织锦、刺绣的元青花纹饰还有牡丹、灵芝、鸾凤、麒麟、白鹭、角鹿、鲤鱼、百合、牵牛、竹叶等。以上纹饰，按照元代的典章制度，严格规定了不同官级的不同服饰，凡皇帝使用的，其他人就得禁用。如《元史·顺帝二》记至元二年（公元1336年）夏四月丁亥诏谓：“禁服麒麟、鸾凤、白兔、灵芝、双角五爪龙、八龙、九龙、万寿、福寿字、赭黄等服”。这些特殊的纹饰，只有皇帝和贵族们按严格规定使用，民间窑场擅自将这些织绣花纹移植到民用工艺品上是绝对不允许的，而典型元青花中却大量出现，只能说明得到了元廷的特许。表明浮梁瓷局作为全国惟一一处为皇室服务的瓷器生产基地，正是元代的官窑。
元代的官窑青花：造型普遍胎厚、体重、硕大雄浑；青花釉多白里泛青地透明釉，釉质莹润；所用青花料来自西亚的苏麻离青，发色浓艳、有晕散或铁锈斑现象；装饰风格受西亚工艺美术影响，纹样布局繁密、层次多，瓶罐类自上而下有5至9个装饰带，盘碗类采取同心圆形式装饰。从底心至口沿也有3至6个层次。这种构图形式看似丰满，但结构严谨、虚实相间、水路清晰、主次分明。其装饰题材，除前述特异纹饰外，人物纹样主要来自元曲和杂剧故事，有的直接来源于小说、剧本的版画插图；辅助纹样中则多带宗教色彩，如八吉祥、杂宝、八大码等。
除元青花外，官窑瓷中还有专为元代军事机关“枢密院”生产的“枢府瓷”，以小足折腰碗盘为主，间有高足杯等，施乳浊偏青类似鹅蛋色的所谓“卵白釉”。枢府瓷以印花装饰为主，有的对应印有“枢府”二字。传世印花器中还发现印有“太禧”、“福禄”等字样，当为宫廷定制的祭祀用品。
从传世品和窑址出土的标本来看，官窑瓷中还应包括釉里红、红釉、蓝釉、蓝釉戗金彩器以及红绿彩瓷和孔雀绿釉等。
元代的官窑无论形式还是内容，与明清官窑相比，都有明显的区别。元代在景德镇设立官窑，并非如明清官窑那样只生产皇家用瓷。史料表明，蒙古贵族更对金银器皿感兴趣，瓷器则相对受到冷落。双角五爪龙纹青花瓷不见传世品，说明皇帝对瓷器的需求量极小。那么元王朝设立浮梁瓷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？简而言之，就是为元王朝下番牟利生产外销瓷。忽必烈在进军江南途中，就立下了“江南既定，将有事于海外”的宏愿。据《元史·世宗记》记载，全国统一后，即向海外传谕：“诚能未朝，朕将礼宠之，其往来互市，各从所欲。”为迎合海外之所欲，精美元青花和枢府瓷，都成了出口货物的大宗，形成了传世品海外多于国内；国内所见，除几处窖藏外，个人收藏极其有限，大概原因就在这里。
此外，浮梁瓷局作为官窑，并不像明清官窑那样集中于市中心的珠山建厂、统一管理，而是由400余入籍匠户（官匠）分散建厂，在元廷下达生产任务的情况下，无偿提供贡品瓷，所谓“进御器，民所烧造”，大概指此而言。泰定（公元1324—1328年）以后，政局不稳，在没有生产任务的情况下，入籍匠户还可以生产商品瓷，以维持生计。但是，从珠山御窑厂遗址下层和北侧丰厚的元代窑业遗存来看，浮梁瓷局还是有相对集中的生产基地，明清官窑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