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年，石寨山6号墓，孙太初发现一个方块状的物体，他刷去上面的泥土，才发现是一枚金印，而印面上刻着四个大字，顿时让他笑出了声，然后忍不住感叹：郭沫若真是神了！
1953年秋，一个古董商人来到云南省博物馆，想要出手几件青铜兵器。专家孙太初看到这几件青铜兵器后，顿时就愣住了，因为它们的形制和纹饰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完全不同。
孙太初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来历不简单，于是立马请示领导，将那人手上的青铜兵器全买了下来。只是当他问起这些兵器的是怎么来的，那位古董商却连连表示不知道。
此后不久，晋宁县的石寨山，有几个农民在挖坑时挖出了不少青铜器，经过比对，这些青铜器与孙太初之前收购的几件青铜兵器纹饰十分相似，很显然是在同一个地方出土的。
1955年3月，考古专家开始对石寨山正式进行发掘，果不其然，很快他们就发掘出了上百件青铜器。
看着这些造型奇特、纹饰怪异的青铜器，专家们毫无头绪，由于没有发现任何文字，关于这些青铜器的年代、主人等信息，统统一无所知。
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，一位大人物的到来，为这些青铜器的研究指明了道路。
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因出国访问路过昆明，顺便参观了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。郭沫若看着这些奇特的文物陷入了沉思，许久之后，他突然说道：“会不会是古滇国的东西？”
这句话仿佛一声惊雷在现场炸开，这个设想太大胆了，此前根本没有人会把这些青铜器和古滇国联系起来，毕竟古滇国在史书中仅寥寥数笔，史学界对它的存在一直争议不断，甚至很多人压根不知道古滇国。
然而当以“博学”著称的郭沫若看到这些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的青铜器后，他立马就想到了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的古滇王国。
郭沫若这一大胆地设想给考古人员指明了方向，让原本毫无目的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。
1956年，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展开了第二次发掘。
12月28日，在6号墓的墓室里，孙太初在清理棺底时无意间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方块状物体，他顺手拿起来，只见这个方块状物体表面都是泥土，完全看不出它的本来面目。
孙太初拿出一个小刷子，轻轻刷去表面的泥土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。
金印保存完好，色泽如新，印纽为蛇状盘于印身之上，印身厚度仅有0.7厘米，印面为正方形，边长2.4厘米。
印钮与印身为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，印章整体非常袖珍，重量仅有90克。
当印面上的泥土被擦干净后，只见上面刻着四个篆书汉字：滇王之印。这一刻孙太初感觉全身都在发抖，这枚小小的金印仿佛正绽放耀眼的光芒，为2000年前的古滇王国正名。
这个发现必将震惊考古界，孙太初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同时他不得不佩服郭沫若，事实完全印证了他的大胆猜测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·西南夷传》中记载：汉武帝元封二年，滇王尝羌降于汉，汉“赐滇王王印，复长其民”。
滇王之印的出土与史书互相得到了印证，证实了《史记》中所记载的古滇国真实存在过。
公元前278年，楚国大将庄硚率军攻打滇池地区，在归途中发现后路被秦国所断，只好留在当地，并建立滇国，其都城就在今天的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。
公元前122年，张骞出使大夏（今阿富汗），在那里他发现当地竟有不少来自汉朝的蜀布，而这些蜀布却是从身毒（今印度）运过去的。
因此张骞推测，在西南一带，应该有一条通往身毒的通道。这个发现对于汉朝是天大的好消息，因为当时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被匈奴把持，风险极大。
汉武帝派遣使者出使滇国，寻找那条通往身毒的贸易通道。
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尝羌，面对汉朝使者他问出了一句经典名言：“汉孰与我大？”意思是说，汉朝和我们滇国哪个更大？
这句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，只是后来在传播的过程中，问话的主体从滇国变成了夜郎国，因此有了“夜郎自大”这个略带调侃的成语，夜郎国也算是替滇国背了黑锅。
然而在当时，使者并没有过多反应，只是淡淡地表示，滇国也就与汉朝的一个郡相当。滇王尝羌听后肃然起敬，并热情招待了使者。
公元前109年，汉武帝发兵征讨西南边陲，滇王率领群臣来降，于是汉武帝便赐予滇王一枚金印，滇国从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。
奇怪的是，从此以后，史书中便再无关于滇国的任何记载，滇国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而那枚滇王金印则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，最后被某一任滇王带进坟墓，长埋地下两千余年。
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，滇王金印重现人间，向我们揭开了那一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