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43年，一对兄弟一进铁匠铺，就两眼放光。他们看到一件绿锈斑驳的铜器，找到老板问：化了干啥？老板说，做门扣，值30两银子。兄弟交换眼色，立即掏钱。老板嘿嘿一笑，说：“你们扛走吧！”

兄弟俩老大叫苏兆年，老二叫苏亿年，在西安开了一家古董店。

两人眼光不错，他们一看到古铜鼎，除了外面花纹很精美以外，里面还有密密麻麻的蝌蚪文字，立马知道不一样。

他们“捡”回来的铜器，是一件铜鼎，而且是价值连城的国宝，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现存铭文最长的“毛公鼎”。

它上面共有铭文32行，499字，记录的是周宣王对大臣毛公的册命，对于研究周代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它与散氏盘、虢季子白盘一起，被称为西周三大青铜器。

好在苏氏兄弟出手，否则国宝鼎真的化作门扣了。

不过苏氏鼎还是想借此发一笔横财。

他们立即拓制了一些拓片，不过不是完整的，用来给毛公鼎做宣传广告。一下子，在金石市场上引起骚动，毕竟，物以稀为贵，之前可没有铜鼎的拓片，于是，金石收藏家一看到珍贵的拓片，立马抢着花高价买。

这其中有个人叫陈介琪，他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学家、古董收藏家。

他几经周折，终于在10年后以重金买下毛公鼎。

不过，他买回来后，真的当宝贝一样珍藏了起来，每当有人问，他都不说。当时在古玩市场上，一片毛公鼎的拓片值不少钱。但是，陈介琪有钱任性，不靠卖拓片发财。

不过，在陈介琪女婿进京赶考前，来找陈介琪借钱，陈介琪没有借，而是塞给他几张纸。

当时，女婿很不高兴，觉得老丈人这么有钱，怎么这样抠，后来进京才知道，那是毛公鼎的拓片，他刚拿到市场，消息一放出去，就有不少人来抢购。

很快，几张纸就换来几百两银子。

光绪十年，陈介琪去世，毛公鼎成了传家宝，由儿子陈厚滋保管。陈厚滋恪遵父训，把毛公鼎锁在密室里。

后来传给孙辈陈孝笙，结果，陈孝笙是个败家子，他想发财做官。有个叫端方的人投其所好，派人带着1万两白银，再加上一年任期的湖北省银元局主管的位置，准备跟陈孝笙谈谈。陈孝笙掂量了一下，就把毛公鼎转手给了端方。

可连合同也没有，铜鼎叫人搬走了，银元和官位却没有给到位。

陈孝笙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，可哪里还要的回来，连打官司也没有用。羞愤之下，陈孝笙一病不起，撒手人寰。

毛公鼎在端方手上也没有待很久，后来几经转手，不知道被谁买了。

直到抗战胜利以后，毛公鼎才在上海露面。

原来，得到毛公鼎的是一位发了国难财的商人，他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将毛公鼎送给了戴笠。当时徐伯璞想借用舆论的力量，让戴笠交出国宝，却无功而返。

直到1946年，戴笠坠机而死，清查他生前侵占的国家资产时，发现清单的第一项第一件东西便是毛公鼎。

可很奇怪，在戴笠家翻遍了，都没有找到毛公鼎。

最后，在军统杜美路办事处三楼的办公室里，发现了一个用来烧废纸的香炉，就是国家级文物——毛公鼎。

1946年7月，徐伯璞将毛公鼎郑重地交给了当时的中央博物馆，院长李济博士感激他的努力，特意赠送他一张毛公鼎的铭文拓片。

新中国成立至今，毛公鼎一直被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一代珍宝，终于揭开岁月的尘封，避开世人欲望的争夺，重新回归到本来的面目。

多少瑰宝在战火战乱中被毁灭，还有的在欲望中沉沦，不见世人。

只希望这些承载着沉重历史的国宝能早日回归，也让我们看到更加伟大的作品。

你怎么看毛公鼎的发现过程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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