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绍想要观察儿子们的能力，让他们各自统领一州之地，但是遭到大臣沮授的反对，他用周朝举例，认为是诸子分立是取祸之道，但袁绍固执己见，沮授看劝谏无用，叹息道：“袁家离灭亡不远了！”
沮授的劝谏不是没有道理，袁绍死后，袁家本来还有余力，但是袁尚、袁谭因争夺家主之位而大战，被曹操剿灭。
沮授，字公与，长于谋略，年轻时胸怀大志，投靠韩馥。当袁绍进攻冀州，韩馥打算相让时，沮授说袁绍粮草不足，不用害怕。可是韩馥不听，日后却在袁绍营中自杀。
袁绍夺取冀州后，任命沮授为从事，问沮授如何扩大自己的势力，安定天下。沮授提出扫黄巾，灭张燕，擒拿公孙瓒，继而平定匈奴，迎回汉帝，还政于朝之策。
袁绍大喜，封沮授做奋威将军，此举令全军皆惊，也就是说，沮授不单直接参与袁绍的大政方针决策，而且还是袁绍核心部队的监军，成为袁绍在军中的直接代表。
在袁绍的文臣当中，不管是很早就跟随他的逢纪和许攸，还是新近投奔他且立下大功的郭图、辛评等人，没有一个人有这样高的权力和地位，这种信任和重用十分罕见。
可怜沮授一直以为袁绍以保家卫国，匡扶汉室为己任，却没想到袁绍野心渐长，刚愎自用，与自己的目标越走越远。
195年，汉献帝辗转流亡到河东等地，沮授建议袁绍迎献帝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但淳于琼等人认为要复兴汉室太难，而且迎立汉帝会削弱自己的权力劝袁绍不要用此计策。
袁绍思虑良久，不愿意放弃好不容易到手的权势，于是没有采纳。次年，曹操却在荀彧的支持下迎献帝迁都许县，成功挟天子以令诸侯。
曹操掌握汉献帝，等于掌握话语权，天下诸侯虽然各自为政，但名义上还是要听从皇帝的旨意，曹操占据主动，势力得到长足的发展，慢慢有了和袁绍叫板的实力。
在袁绍平定河北的战斗中，沮授一直担任“监军”的职务，虽然“奉天子以令诸侯”以及“不可分诸子都督各州”这两个重要的战略建议没有被袁绍采纳，但袁绍总体上仍称得上是“言听计从”，事业不断胜利，沮授本人也立下诸多的功劳，地位不断上升。
一个普通的士人，在乱世之中建立如此显赫的功业，在前三国时代可谓罕见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种功业也成为一种枷锁套在了他的头上。
这个“枷锁”外加袁绍的知遇之恩，家族的巨大荣宠和他强烈的道德感，将他的生命与袁绍的事业牢牢地困在了一起，再也无法分开，这就是作茧自缚，注定了是一场悲剧。
袁绍在阶段性的目标实现，理想在望时，爆发出一种强烈的情绪上的“报复性反弹”，被自己压制的欲望、情绪崩发，导致智慧悄然离人而去，只是自己还没发觉。
当时袁绍挑选精卒十万，骑万匹，准备进攻许都。沮授提出“三年疲曹”之策，利用优势军力和地理形势，对曹操进行持久战。
但是遭到郭图一派反对，他认为袁绍实力强大，讨伐曹操易如反掌。如今不赶紧灭曹操，以后的图谋就会越来越困难。
郭图明褒实贬，告诉袁绍：“沮授的策略确实很持重、牢靠，但这不是见机行事的灵活应变啊。勾践灭吴王夫差，就是因为卧薪尝胆得到长足的发展。”
沮授谏阻出兵，违背袁绍的意旨，郭图等乘机进馋，说沮授的军权太大、威望太高，难于控制，引起袁绍怀疑。于是，袁绍让郭图、淳于琼分化了沮授的军权。
沮授的悲剧更是袁绍的悲剧。在战胜公孙瓒后，袁绍的内心开始急剧膨胀，在其他人还没有觉察的时候，志骄气盈的的袁绍，内心已经膨胀到了一种新的境地。
官渡时，袁绍进军黎阳，遣颜良攻刘延，沮授劝说：“颜良性格狭窄，虽然勇猛但不可独自任用。”反对以颜良独自领军，但袁绍不听。后曹操救刘延，斩杀颜良。
在袁绍渡河之前，沮授又认为袁军主力应该留守延津，分兵进攻官渡，但袁绍不听。沮授叹息，称病不见，袁绍因此憎恨他，将沮授其所余部队交由郭图统领。
袁绍渡河后，驻屯延津南，遣刘备、文丑向曹军挑战，曹操领军击破，文丑更被曹军击杀，震撼袁绍军。
曹操回到官渡，沮授又向袁绍建议以持久缓进的战术来消耗曹军，但袁绍又不听从。袁绍攻曹操，小胜几场就得意起来，建立高楼射箭入曹营，但被曹军用投石机击破。
曹军击破袁绍运输队，袁绍于是命淳于琼领军带领运输车，据守乌巢。沮授知道淳于琼是个草包，又建议派遣蒋奇护送，以防止曹军攻击，但袁绍还是不从。
直到乌巢被曹军击破，袁绍将领高览及张郃又降曹，令袁军大乱，溃不成军，袁绍带着八百骑兵逃过黄河。
沮授在黄河南岸来不及撤走被俘虏，曹操很敬重沮授这个人，沮授实际上也很认可曹操的才略和作为，但是世事弄人，两者之间还是难有交集。
在他死的时候，曹操发出感叹：“好男子，他日再生，当令我得之”。只是可惜了沮授的才情！
更可惜的是，如此一个德行纯粹、才华横溢、功业无边的强人，就因为跟了袁绍，在《后汉书》和《三国志》中连个传都没有，事迹散落在其他人物的描写中。
如果他能像郭嘉和许攸一样，果断离开袁绍转投曹操，还会这样吗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