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隆中对》和《草庐对》谁先谁后？
南朝刘宋裴松之《裴松之注三国志·卷三十五·蜀书五·诸葛亮传》
注有“亮家于南阳之邓县，在襄阳城西二十里，号曰隆中”，又注“此间自有伏龙、凤雏”，然后是诸葛亮对局势的分析：
今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（公元196年，曹操迁都许昌，已经营十年）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，国险而民附，贤能为之用，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（公元200年，孙策遇刺身亡，孙权继之掌事也有七、八年）。
荆州北据汉、沔（为何不是北据宛、叶？或者北据伏牛？）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国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，将军岂有意乎？
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刘璋暗弱，张鲁在北，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
将军既帝室之胄，信义著于四海，总揽英雄，思贤如渴，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外结好孙权，内修政理。（由此段可知，诸葛亮以退为进，选择固守荆州、西取据益州，待时而动）
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？诚如是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（以《诸葛亮传》“时先主屯新野”可知荆州之军最北只到新野，否则与刘备直言“将荆州之军以向许、洛”即可，何必增添一个“宛”字？）
南宋淳熙二年进士孙应时在《读士元传》诗中说“向来隆中语，荆益实素期”，将上述“跨有荆益，以向宛洛”的策略称之为“隆中语”。元代诗人、书法家饶介在其书法作品<饶右丞介之四体书卷>第三段以草书书写该段文字则命名为“诸葛武侯隆中对”，这便是“隆中对”从南朝到元朝逐步演化与成型的过程。
其后，明万历（1573年-1620年）年间，张运泰、余元熹编辑的《汉魏名文乘》，将该段文字成篇题名为《隆中对》，并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
明崇祯（1628年—1644年）年间，顾复《平生壮观》、吴升的《大观录》都记载了饶右丞介之四体书卷的“第三段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”。
清康熙年间卞永誉（1645—1712年）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、高士奇（1645年～1704年）《江村销夏录》等书也有记载：元代诗人、书法家饶介，其书法作品<饶右丞介之四体书卷>介绍中有“第三段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”。
清代康熙年间学者汪基（安徽休宁人，字警斋）在《古文喈风》中也记述为“隆中对”。
清代康熙年间文渊阁学士李光弟（1642—1718年）在其所编的《榕树雨露》文集中也有《隆中对》这一篇名。
清代康熙年间礼部侍郎、进士卞永誉（1645年－1712年）在《书画汇考》中也是用《隆中对》。
清代康熙—雍正年间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、进士蔡世远（1682—1733年）在《古文雅正》中也使用《隆中对》。
清代雍正年间进士雷鋐（1697—1760年）在《读书偶然》也使用《隆中对》这个篇名。
清代乾隆—嘉庆年间学者张澍（1781~1847）在《诸葛忠武侯文集》中把第一篇文章命名为《草庐对》，其后明确记载这篇《草庐对》来源于陈寿《三国志•诸葛亮传》。我们知道《三国志•诸葛亮传》中并无《隆中对》或《草庐对》之语，而《隆中对》已经是历代引用，而张澍为了与众不同，自己为《三国志•诸葛亮传》中摘取的这一段对话起名为《草庐对》。
现在，某地人蹭热点说“教材”把《草庐对》篡改为《隆中对》，那我只有呵呵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