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南洛阳某个小村来了一个怪老头，拎着铲子四处乱转，捡到碎陶破烂就嘿嘿笑。 附近的老农前来查看，问：“你是丢了东西吗？”老头说：“丢了一件大东西，是几千年前的一座城！”
前来查看情况的农民听了老头的“怪话”，将他带到了一个散布着密集陶片的水塘。
这位老农没有想到，正是这一次带路的后果，震惊了全世界。
这一幕，就发生在1959年，而这位古怪的老头，正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徐旭生。徐旭生老先生是一位融通中西思想的学者，早在1927年，就带队“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”深入内蒙古、甘肃、宁夏、新疆、青海等地进行了长达8年的考察。
考察历经气候、地理、兵乱等艰险磨难，但在徐旭升的带领下，不仅全员归来，还取得了大量成果。
但这一次考察的意外收获却是令人想不到的，那就是在当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，树立了中外平等合作考察的典范，打破了以往外国人对中国学者只会坐安乐椅，没法做田野工作的刻板印象。
而来到河南偃城开展田野考察时，徐旭生已年过七旬，这位主持过数次重大考古调查的权威学者之所以不顾老迈之身，开始了这一段“下了火车骑毛驴，一日三餐窝窝头”的艰苦考察，都是因为对于寻找夏墟的执着。
《史记》记载，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就叫“夏”，但是长期以来，人们一直对这个“最早的中国”知之甚少。欧美学者基本上认为夏朝只是传说，而20世纪20年代，胡适等著名学者更是提出了“疑古潮流”，也认为古史传说都是编出来的。
这一点，要不是后来有甲骨文研究这项硬功夫以及殷墟的发现，人们甚至都会怀疑商的存在。而作为一名上古史研究专家，徐旭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手段，找到一个确切答案。
作为一名融汇古今的学者，徐旭生对文献研究很有方法。他从史料中甄选出不到30条有关夏氏族或部落都邑的有价值信息，进行比较后，认为河南中部洛阳盆地及附近，以及山西省西南部需要注意。
当然，正如学者们所说：“推测是推测，证据是证据，能不能找到失落的夏都，还要看考古学家的搜证工作”。
所以，徐旭生就不顾老迈之躯，来到这里寻找证据了。
1959年4月，71岁的徐旭生率队出发，按照文献史料中的记载，去河南的登封、禹县、巩县、偃师进行调查。在二里头这个小村子，考古队发现了很多陶片，慢慢拼起来，发现是罐、鼎、豆等器物。
他们没有声张，却越来越兴奋。后来，考古队的“怪异”举动受到了老乡的注意，并带领队伍来到了散布密集陶片的水塘。
二里头遗址，就这样被发现。
当然，徐旭生先生根据他发现的证据研，认为二里头是商遗址。但二里头经过后期几十年的持续发掘、研究，却向人们展示了夏文化的无限魅力。
经过60多年来的发掘，验证，几代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发现了大面积的宫殿建筑群、宫城城垣、道路遗迹，还发掘了青铜冶炼作坊、绿松石器制造作坊、大小墓葬以及大量遗物。
而二里头遗址也一次次刷新着人们对上古史的认知。
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，中国最早的“井”字形大道，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，中国最早的“四车道”、中国最早的“海绵城市”……另外，这座3500多年前的大型都邑的布局清晰起来后，人们还发现了坐南朝北、中轴对称的宫殿建筑群，虽然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，却是后世3000多年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。
在二里头，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与文明来处的认识不断增加，这无疑是一次寻根的过程，是对文化密码的揭秘。
例如，人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“龙”，它在一座贵族墓中，由2000多块绿松石组成。墓主人“抱龙式"下葬法，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“禹”字构造十分酷似，还被猜测为大禹墓！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仍在继续，但这一条小青龙，却为展现，中国龙的文化密码，也许就在于此。
一直以来，都有人在疑惑为何中国人执着于考古，甚至在网络上有“中国人只会考古，外国人研究未来”的说法，但我却并不这么认为。
考古，不仅是翻阅故纸堆，不仅是挖古墓，而是让我们明白“我是谁？”“我从哪里来？”“我要到哪里去？”的一种手段，考古，不仅让我们找到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证据，更是在先民的生活图景中，找到传承至今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，找到心灵的认同。
曾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段话：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。昔日文明盛景，也许会变成你我身边毫不起眼的土堆。但前赴后继的考古人，帮我们拨开历史尘埃，还原过往的真实瞬间，让我们通过考古学，看到身之所往，心之所向。”
明白身之所往，心之所向，这就是考古的美丽与价值。对此，您怎么看呢？
